《佛光大藏经》在藏经中的地位-yb亚博全站首页

◎龙达瑞

　　佛教自东汉经西域传入中土，翻译佛经成为弘扬佛教首要的事业。到了唐代，佛教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。高僧辈出，鸠摩罗什、玄奘、义净等大师翻译了大量佛经，使中国佛教文献大放光彩。
　　汉文大藏经是汉译佛教典籍的丛书，内容包括经（佛陀的教导）、律（戒律）、论（佛教教理的阐述），以及汉文佛教典籍及相关文献。汉文大藏经的发展过程，经历了写本、刻本、近现代印刷本和数据化四个时期。
　　中国佛教雕刻的大藏经始于宋朝开宝四年（公元971）至太平兴国八年（公元983），世称《开宝藏》。雕版完成后，刻版运到汴京开封，收藏在太平兴国寺，刷印本分赐给各地大寺院。日本沙门奝然获得一套，带回日本。以后印本陆续传入契丹和高丽及西夏，他们分别以《开宝藏》为底本，刊刻了《高丽藏》和《契丹藏》。

中国历史上，兵燹、天灾人祸和各种社会动乱，众生心性崩坏，法难中佛教经典被毁。从宋以来，中国朝野刊刻了二十多种大藏经。这些大藏经可分为两类：朝廷刊刻的官藏和民间刊刻的藏经。官刻大藏经在收集佛经方面做得较好，编纂者按先前的某版本，尽量收集齐全，但对读者的需要考虑比较少。地方寺院因皇家赐予一套大藏经而荣耀。僧人化缘修建藏经楼并立碑，赞颂皇帝颁赐大藏经的功德。大藏经给寺院带来了荣誉，僧人供奉于藏经楼，不轻易示人。偶尔做法事或晒经时，寺院才将大藏经呈现在世人面前，作为膜拜的圣物，以致佛陀原本欲透过其教导、净化人们心灵的功能无法发挥。
　　民间刊刻大藏经远非易事。一般是在佛法衰落时代，僧人和信徒痛感佛法不兴，高僧大德号召信众鼎力襄助，集资刊刻大藏经。参与者多是有地位的官僚与乡绅。此群体文化程度相当高，他们刊刻大藏经是让佛法久住人间。至于大藏经的读者是否需要点句，却很少考虑。僧人对大藏经也是深锁藏经楼，普通人难有机会阅读。
　　现代人阅读古典佛经时，遇到了不少困难：佛经的数量惊人，足以使初学者感到畏惧；佛经是古代僧人用古汉语翻译过来的，现代人阅读古汉语的能力几乎是一代不如一代；古代印刷的大藏经多无句点，读起来困难很多。
　　星云大师立志编一部经过专家点校过的佛教大藏经。自1958年起，倡印每月一经，将古刻版佛教藏经用现代印刷方式，加以标点、分段，并作注释，以辅助读者理解经文义理，冀望佛典能普及众生。1977年，大师成立“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”，从事修藏工作，“为我中华文化，续佛慧命，点无尽之藏，开般若之华，让佛光普照寰宇，使法水长流九州”。
　　大师发起编纂一部经过专家点校的《佛光大藏经》，包括以下十六藏：《阿含藏》、《般若藏》、《禅藏》、《净土藏》、《法华藏》、《华严藏》、《唯识藏》、《秘密藏》、《声闻藏》、《律藏》《本缘藏》、《史传藏》、《图像藏》、《仪志藏》、《艺文藏》、《杂藏》。
　　永明法师指出，《佛光大藏经》中的《图像藏》、《艺文藏》部分，是历代各版藏经中所未曾收纳的，可以说深具开创性、前瞻性及时代意义。
　　《佛光大藏经》与传统的大藏经有显著的差异。它是为中等和高等读者服务的桥梁。点句是十分头疼的问题，任何错误的句读将导致对佛法基本教义的误读。这样的错误有时连著名的佛教学者也无法避免。学者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十分重要，可是愿意花力气作点校工作的人很少。
　　古代学者深知点校书的艰难。“校书如扫落叶，随扫随有”，无人能毕其功于一役。不亲自参与点校，很难体会其艰辛。当年日本《大正藏》编辑者对大藏经做了点校句读，方便读者，但错误甚多，不断有学者质疑。《佛光大藏经》编纂委员会从开始编修大藏经的第一天起，就不计较得失，扛起了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。他们利用多种版本的佛经，进行校勘。回顾四十多年的漫长岁月，朝斯夕斯，焚膏继晷，无间寒暑，这种精进精神值得大书特书。
　　《佛光大藏经》是中国大藏经发展史上，第一部旨在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大藏经。它是以民间的力量编纂的。从这点来看，《佛光大藏经》不同于其他古本大藏经。它不像《永乐北藏》或《清龙藏》，经版深锁宫廷，皇帝垄断刻印大藏经的功德；它不像《嘉兴方册大藏经》，其普及大藏经的努力令人敬佩，而真正普及到民间却十分有限。《佛光大藏经》的目的十分明确，就是“现代人人能读，读而易解，解而能信，信而易行”。随着纸本和数据化的大藏经的普及，佛法通过大藏经而延续和广为流传。因此，星云大师及《佛光大藏经》编纂者的贡献会载入历史，也是一部令世人赞叹的现代佛教大藏经。

（来源：佛光论坛）